透过水草看日光

     古人屠宰猪羊，献祭于神灵或逝者，谓之牺牲。

     革命时期，烈士献出生命，追求正义的实现，谓之牺牲。

     改革开放后，为了某价值或利益的实现，我们必须丧失的权益，也谓之牺牲。

     何川洋与北大失之交臂的损失，是这两天颇为令人扼腕叹息的牺牲之一。

     此牺牲不至于代价沉痛到无法弥补，却因享祭者的丑恶而令人作呕。

     何川洋献祭与谁？狭隘地看，是其父其母投机取巧的贪念；推而广之，则是我们社会中大肆泛滥的腐化逐利风气。可惜了了，何川洋的人生初期的努力成果，在这些邪恶面前竟然化为齑粉。

     然则，何川洋之献祭，让我们看到了暗夜里的丝丝亮光。愿教育部的行文，能够阻遏邪恶之潮的泛滥，在这个污浊的社会中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骇人听闻的袭警惨案，经调查发现，这是一起由少数器官教唆不明真相的大部分器官，公然对人民民主专政叫板的暴力行径。我们强烈谴责这类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强烈要求对一小撮器官绳之以法。

 

年越走越近的时候，越是勾起对孩提时代的回忆。那时侯的过年的神圣幸福的，春晚是智慧有趣的，人情是淳朴真灼的。

小孩总是盼望过年。过了腊月初八，年味就渐渐地浓烈起来，把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村庄熏得如痴如醉。大人们陆陆续续从集市上搬回了年货：一大包糖果、核桃、红枣花生，一大沓烧纸和香火，几瓶白酒，几支炮仗和一挂100响的鞭炮，再加上一撮八角、花椒和一块固体酱油，就是物质还不丰富时代为过年所做的所有准备了。而那时侯的人总是兴冲冲地这样打招呼：“年货办了没有？”

随后，村里的屠夫就忙活着挨家挨户地杀猪，宰猪的人家在第一锅猪肉的香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时候，把一碗一碗的猪肉端给亲戚邻人。傍晚时分，屠夫和帮忙杀猪的人都乐呵呵地归家去了，年的脚步就更近了一些。

年前的小孩最急不可耐，被大人们藏起来的炮仗，时时刻刻地牵动着小男孩的神经。还在我不到10岁的一个春节前，舅爷给了我这个他所钟爱的外孙子几个二踢脚，这些宝贝没有被爸爸收起来，成了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足够资本。

我在姐姐和几个堂兄弟的注视下，把一颗二踢脚夹在了堆放在一起的椽堆中间，跪在地上点燃了1公分长的引线。“砰—劈—砰”，炮仗响了，还来不及起身的我眼前一黑，举起双手捂住了灼热刺痛的眼睛和整个面部。堂兄弟们见状一哄而散，姐姐急忙拉开我的双手看了一眼伤势，就要跑去喊爸爸。我赶忙拉住了她，坚决地拒绝了想像当中的狠批，让姐姐牵着还无法挣眼的我，来到厨房，一头扎进冰凉的水桶中降温。

过了一会，我的眼睛睁开了，能够迷迷糊糊地看清东西，但脸上还是灼烧一样疼痛。天晚了，我们才逡巡着回到了正屋，让爸爸妈妈看我烧得狼籍的脸。料想中的责骂没有出现，他们紧张地给我处理，从准备过年的十几个鸡蛋中拿出两个，打出蛋清，涂在我的脸上，把我捂在热烘烘的炕上睡了一晚。

年很快就到了，那年爸爸给我买的炮仗没有放完，而我跪在地上给爷爷奶奶、伯伯婶婶们拜年的时候，还得时刻提防爸爸那副大大的石头眼镜从我的脸上滑下来。后来，舅爷告诉我，他那年过年一直很内疚，后悔怎么会把引线那么短的炮仗送给我。

不是每个过年都这么背运，更多的是，年带给了毛头小子新奇的、满足的快感。年三十下午，大伯总是带着我们去上坟，在太爷爷、太奶奶和二爷爷的坟头烧纸磕头。这时，是我们小孩们过年中第一次惬意的时候，因为大人们在坟头烧纸的时候，总要叫我们在四周燃放炮仗，越响越好。回来的时候，小叔小心翼翼地用大木盘子端回三根燃烧的香。

那年，我揣在口袋里的炮仗在大人们烧纸的时候没有放完。半途我对小叔说：“小叔，把你的香给我一根放这几个炮吧。”

他赶忙用手护住了盘中的香，冲我说：“去，找你堂哥要根烟放去。”回到家的时候，那三根香中的一根灭了。大伯伯说，都是我要香放炮它才灭的。我也知道了，那三根燃着的香，是我们在坟上接回来的太爷爷、太奶奶和二爷爷，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在家过年。

接回了太爷爷、太奶奶和二爷爷，家里人就张罗着贴春联、贴门神，在草垛上、树木上插上黄纸条，还把红纸写的“出门见喜”的纸条，贴在门口的树干、墙面上。爸爸给我们糊好的彩纸灯笼，也用高高的竿子挂了起来。天晚下来的时候，河沟对面的村子就被这些“高灯”星星点点地点缀了起来，我们村子也肯定一样美丽。

爸爸进了厨房，让正在忙碌的妈妈和姐姐出去，在灶头烧一把纸，磕完头，贴上灶神像，就算是接回了“上天言吉祥”的灶神爷。不到一会，年夜饭就开始了……

守夜是小孩们最坚持不了的。初一早上我们迷迷糊糊的爬起来时，地上已经满是瓜子皮、花生皮、糖果皮。爱干净的妈妈却不着急打扫，却催着我早早到门外看村里人有没有出来喊大伙“出行”。爸爸把扎好的纸花戴在了牲口的额头，因为它们也要过年了。

不一会，全村都沸腾起来，大人们招呼小孩，哥哥们赶着牲口，一起聚集到了村里一块开阔的空地上，牛羊四散开来，毛驴更是欢快地尥着蹶子撒唤。在一个长者的招呼下，男人们围成了一个半圆，把每家每户带来的香纸收集起来，朝向喜神降临的方向，呼啦啦地跪倒一片烧纸磕头。不时，就能听到有人大声呵斥：“我把你这个缺德的狗崽子……”呵呵，肯定是有调皮蛋在某个撅起屁股磕头的人身后点了一根很响的炮仗。

“出行”的人开始散了，女人们赶着回家收拾一整晚变得凌乱的房子，男人们还要议论刚才那个村子响起的炮仗声更密集、更响亮，而炸了一地的纸屑，此时还在人们的脚下翻飞，似乎还没有尽兴的欢乐……

吃过了早饭，村子里再次喧腾起来。大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村委会的那种高音喇叭就在庄户人家普及了，有的升级成了音响。满村都响起了《五典坡》王宝钏幽怨的、《下河东》赵匡胤仓劲的、以及港台流行歌曲那谁也听不懂的唱腔。出门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们把城里流行的台球带回农村，聚集在一起相互较量。小孩们最急切地是给大人们拜年，膝盖跪在地上磕头时沾的土，在初一的早上是拍打不及的，而每个人的口袋，却会被糖果塞得越来越满当。最后，在小孩们忙着比谁得的糖果最多、大人们招呼着上炕打牌的时候，小叔又端上了那个盘子，放上一沓烧纸，去给村里其他人家供着“三代”（祖宗的牌位）的香案前烧纸，给年长的人拜年，小孩们又是乐呵呵地跟了一屁股，期望着自己的口袋能够更满当一些。

其实，在老家，人要过年，祖宗要过年，神也要过年。黄土高坡上的农村，还延续着千年的多神宗教，神权在某种意义上主导着人的生活。山场（供奉神的庙宇）由一个或者几个自然村的村民合供，山场内一般供奉龙王爷、二朗神、三佛爷（孙悟空）、净坛使者（呵呵，猪八戒了）、三娘娘（我还不知道具体是那位神圣）等等。有的山场内供奉山神、有的另辟一个庙宇供奉山神。

有了这么多的神，娱神当然是过年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让神灵们高兴了，新的一年才能保佑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才能保佑他的子民们身体健康、平安如意。从年三十到初三，庙堂里的香火是最旺盛的时候，烧香磕头的时候，自然也要燃放爆竹，越响的爆竹神越喜欢。有的人家，十分重视大年初一抢头香，似乎新年第一个给神灵们烧香的人，就能够多得到一份神灵的保佑。

初四以后，娱神的活动才达到高潮。准备了一个腊月的社火，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高潮。土戏台子被隆重的装点了起来，尤其在喇叭和音响普及以前，这一台浸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社火，是最吸引男女老幼的节目。庄稼人停歇了手中的所有伙计，打上油彩、穿上戏服，在叮里钪啷的鼓乐声中，粉墨登场，为了保佑万民的神，也为了自娱自乐，吼出了一声响彻云天的秦腔。秦腔声在黄土高原上回荡的时候，台下的老太太、老爷爷，顾不得擦去寒风中的清涕，为了每年都一样的故事情节唏嘘不已。而顽童们吃到小贩那里买来的瓜子、麻子，或者能够爬到舞台的角落上，让薛平贵们扬起的衣角，拂过冻得通红的脸蛋，就是世界上能够让他们兴奋好几天的快乐事了。

庄稼人总喜欢追着场子看社火，哪个村子当天要演一场好的剧目，隔着几个村子的人都要赶去看。记得有一年，爷爷带着我去河对面的一个村子看戏，那个过年的时候已经比较暖和，当年还有水流的河道已经化冻，河水在冰碴下面汩汩地淌。爷爷把我夹在胳膊下面，一大步向小河渠对岸跨去。显然爷爷已经不再十分健壮，他的脚踏进了河水。我们回到了小河阳的家里，太阳暖融融地照在院子中，爷爷走在前面一边拍打腿上的泥巴，一边对奶奶说着掉进河里的事情，爷爷的后背在我的脑海中存留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淡去。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我知道，今年过年的时候，爷爷静静地躺在那一掊黄土下面，等着叔叔伯伯把他接回家去，也家人一起过年。而我，在遥远的地方，湿润了眼睛。

除夕夜鞭炮声将彻夜响起，逼迫人的神经，叫人无处躲藏，似乎连人都变成了恶鬼，要叫这鞭炮声一并驱除出世界。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家，想回到那个安谧的小窝。祝福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平平安安地回到除夕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