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屠宰猪羊，献祭于神灵或逝者，谓之牺牲。

     革命时期，烈士献出生命，追求正义的实现，谓之牺牲。

     改革开放后，为了某价值或利益的实现，我们必须丧失的权益，也谓之牺牲。

     何川洋与北大失之交臂的损失，是这两天颇为令人扼腕叹息的牺牲之一。

     此牺牲不至于代价沉痛到无法弥补，却因享祭者的丑恶而令人作呕。

     何川洋献祭与谁？狭隘地看，是其父其母投机取巧的贪念；推而广之，则是我们社会中大肆泛滥的腐化逐利风气。可惜了了，何川洋的人生初期的努力成果，在这些邪恶面前竟然化为齑粉。

     然则，何川洋之献祭，让我们看到了暗夜里的丝丝亮光。愿教育部的行文，能够阻遏邪恶之潮的泛滥，在这个污浊的社会中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骇人听闻的袭警惨案，经调查发现，这是一起由少数器官教唆不明真相的大部分器官，公然对人民民主专政叫板的暴力行径。我们强烈谴责这类破坏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强烈要求对一小撮器官绳之以法。

 

年越走越近的时候，越是勾起对孩提时代的回忆。那时侯的过年的神圣幸福的，春晚是智慧有趣的，人情是淳朴真灼的。

小孩总是盼望过年。过了腊月初八，年味就渐渐地浓烈起来，把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村庄熏得如痴如醉。大人们陆陆续续从集市上搬回了年货：一大包糖果、核桃、红枣花生，一大沓烧纸和香火，几瓶白酒，几支炮仗和一挂100响的鞭炮，再加上一撮八角、花椒和一块固体酱油，就是物质还不丰富时代为过年所做的所有准备了。而那时侯的人总是兴冲冲地这样打招呼：“年货办了没有？”

随后，村里的屠夫就忙活着挨家挨户地杀猪，宰猪的人家在第一锅猪肉的香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时候，把一碗一碗的猪肉端给亲戚邻人。傍晚时分，屠夫和帮忙杀猪的人都乐呵呵地归家去了，年的脚步就更近了一些。

年前的小孩最急不可耐，被大人们藏起来的炮仗，时时刻刻地牵动着小男孩的神经。还在我不到10岁的一个春节前，舅爷给了我这个他所钟爱的外孙子几个二踢脚，这些宝贝没有被爸爸收起来，成了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足够资本。

我在姐姐和几个堂兄弟的注视下，把一颗二踢脚夹在了堆放在一起的椽堆中间，跪在地上点燃了1公分长的引线。“砰—劈—砰”，炮仗响了，还来不及起身的我眼前一黑，举起双手捂住了灼热刺痛的眼睛和整个面部。堂兄弟们见状一哄而散，姐姐急忙拉开我的双手看了一眼伤势，就要跑去喊爸爸。我赶忙拉住了她，坚决地拒绝了想像当中的狠批，让姐姐牵着还无法挣眼的我，来到厨房，一头扎进冰凉的水桶中降温。

过了一会，我的眼睛睁开了，能够迷迷糊糊地看清东西，但脸上还是灼烧一样疼痛。天晚了，我们才逡巡着回到了正屋，让爸爸妈妈看我烧得狼籍的脸。料想中的责骂没有出现，他们紧张地给我处理，从准备过年的十几个鸡蛋中拿出两个，打出蛋清，涂在我的脸上，把我捂在热烘烘的炕上睡了一晚。

年很快就到了，那年爸爸给我买的炮仗没有放完，而我跪在地上给爷爷奶奶、伯伯婶婶们拜年的时候，还得时刻提防爸爸那副大大的石头眼镜从我的脸上滑下来。后来，舅爷告诉我，他那年过年一直很内疚，后悔怎么会把引线那么短的炮仗送给我。

不是每个过年都这么背运，更多的是，年带给了毛头小子新奇的、满足的快感。年三十下午，大伯总是带着我们去上坟，在太爷爷、太奶奶和二爷爷的坟头烧纸磕头。这时，是我们小孩们过年中第一次惬意的时候，因为大人们在坟头烧纸的时候，总要叫我们在四周燃放炮仗，越响越好。回来的时候，小叔小心翼翼地用大木盘子端回三根燃烧的香。

那年，我揣在口袋里的炮仗在大人们烧纸的时候没有放完。半途我对小叔说：“小叔，把你的香给我一根放这几个炮吧。”

他赶忙用手护住了盘中的香，冲我说：“去，找你堂哥要根烟放去。”回到家的时候，那三根香中的一根灭了。大伯伯说，都是我要香放炮它才灭的。我也知道了，那三根燃着的香，是我们在坟上接回来的太爷爷、太奶奶和二爷爷，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在家过年。

接回了太爷爷、太奶奶和二爷爷，家里人就张罗着贴春联、贴门神，在草垛上、树木上插上黄纸条，还把红纸写的“出门见喜”的纸条，贴在门口的树干、墙面上。爸爸给我们糊好的彩纸灯笼，也用高高的竿子挂了起来。天晚下来的时候，河沟对面的村子就被这些“高灯”星星点点地点缀了起来，我们村子也肯定一样美丽。

爸爸进了厨房，让正在忙碌的妈妈和姐姐出去，在灶头烧一把纸，磕完头，贴上灶神像，就算是接回了“上天言吉祥”的灶神爷。不到一会，年夜饭就开始了……

守夜是小孩们最坚持不了的。初一早上我们迷迷糊糊的爬起来时，地上已经满是瓜子皮、花生皮、糖果皮。爱干净的妈妈却不着急打扫，却催着我早早到门外看村里人有没有出来喊大伙“出行”。爸爸把扎好的纸花戴在了牲口的额头，因为它们也要过年了。

不一会，全村都沸腾起来，大人们招呼小孩，哥哥们赶着牲口，一起聚集到了村里一块开阔的空地上，牛羊四散开来，毛驴更是欢快地尥着蹶子撒唤。在一个长者的招呼下，男人们围成了一个半圆，把每家每户带来的香纸收集起来，朝向喜神降临的方向，呼啦啦地跪倒一片烧纸磕头。不时，就能听到有人大声呵斥：“我把你这个缺德的狗崽子……”呵呵，肯定是有调皮蛋在某个撅起屁股磕头的人身后点了一根很响的炮仗。

“出行”的人开始散了，女人们赶着回家收拾一整晚变得凌乱的房子，男人们还要议论刚才那个村子响起的炮仗声更密集、更响亮，而炸了一地的纸屑，此时还在人们的脚下翻飞，似乎还没有尽兴的欢乐……

吃过了早饭，村子里再次喧腾起来。大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村委会的那种高音喇叭就在庄户人家普及了，有的升级成了音响。满村都响起了《五典坡》王宝钏幽怨的、《下河东》赵匡胤仓劲的、以及港台流行歌曲那谁也听不懂的唱腔。出门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们把城里流行的台球带回农村，聚集在一起相互较量。小孩们最急切地是给大人们拜年，膝盖跪在地上磕头时沾的土，在初一的早上是拍打不及的，而每个人的口袋，却会被糖果塞得越来越满当。最后，在小孩们忙着比谁得的糖果最多、大人们招呼着上炕打牌的时候，小叔又端上了那个盘子，放上一沓烧纸，去给村里其他人家供着“三代”（祖宗的牌位）的香案前烧纸，给年长的人拜年，小孩们又是乐呵呵地跟了一屁股，期望着自己的口袋能够更满当一些。

其实，在老家，人要过年，祖宗要过年，神也要过年。黄土高坡上的农村，还延续着千年的多神宗教，神权在某种意义上主导着人的生活。山场（供奉神的庙宇）由一个或者几个自然村的村民合供，山场内一般供奉龙王爷、二朗神、三佛爷（孙悟空）、净坛使者（呵呵，猪八戒了）、三娘娘（我还不知道具体是那位神圣）等等。有的山场内供奉山神、有的另辟一个庙宇供奉山神。

有了这么多的神，娱神当然是过年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让神灵们高兴了，新的一年才能保佑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才能保佑他的子民们身体健康、平安如意。从年三十到初三，庙堂里的香火是最旺盛的时候，烧香磕头的时候，自然也要燃放爆竹，越响的爆竹神越喜欢。有的人家，十分重视大年初一抢头香，似乎新年第一个给神灵们烧香的人，就能够多得到一份神灵的保佑。

初四以后，娱神的活动才达到高潮。准备了一个腊月的社火，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高潮。土戏台子被隆重的装点了起来，尤其在喇叭和音响普及以前，这一台浸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社火，是最吸引男女老幼的节目。庄稼人停歇了手中的所有伙计，打上油彩、穿上戏服，在叮里钪啷的鼓乐声中，粉墨登场，为了保佑万民的神，也为了自娱自乐，吼出了一声响彻云天的秦腔。秦腔声在黄土高原上回荡的时候，台下的老太太、老爷爷，顾不得擦去寒风中的清涕，为了每年都一样的故事情节唏嘘不已。而顽童们吃到小贩那里买来的瓜子、麻子，或者能够爬到舞台的角落上，让薛平贵们扬起的衣角，拂过冻得通红的脸蛋，就是世界上能够让他们兴奋好几天的快乐事了。

庄稼人总喜欢追着场子看社火，哪个村子当天要演一场好的剧目，隔着几个村子的人都要赶去看。记得有一年，爷爷带着我去河对面的一个村子看戏，那个过年的时候已经比较暖和，当年还有水流的河道已经化冻，河水在冰碴下面汩汩地淌。爷爷把我夹在胳膊下面，一大步向小河渠对岸跨去。显然爷爷已经不再十分健壮，他的脚踏进了河水。我们回到了小河阳的家里，太阳暖融融地照在院子中，爷爷走在前面一边拍打腿上的泥巴，一边对奶奶说着掉进河里的事情，爷爷的后背在我的脑海中存留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淡去。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我知道，今年过年的时候，爷爷静静地躺在那一掊黄土下面，等着叔叔伯伯把他接回家去，也家人一起过年。而我，在遥远的地方，湿润了眼睛。

除夕夜鞭炮声将彻夜响起，逼迫人的神经，叫人无处躲藏，似乎连人都变成了恶鬼，要叫这鞭炮声一并驱除出世界。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家，想回到那个安谧的小窝。祝福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平平安安地回到除夕的家。

    写这篇博客的时候，我丝毫不怕某些人会对我不屑一顾地说：“只是你偏狭的仇富心理而已。”

“熊猫烧香”之祸，到24日仙桃市法院一审判决后，再掀社会舆论风波。其缘由皆出于辩护律师庭审时出示杭州某公司对主犯李俊的邀请函，并爆出10家网络公司年薪百万延揽“罪犯才俊”的传闻。可叹，某些媒体居然聒噪“4年徒刑是惩罚，百万年薪是权利”这样的嚣论，让人迷惑的是，在我国的法律中，一个正在服刑的罪犯，不是被剥夺了他就业的权利了吗？试问，主犯李俊哪来的享有百万年薪的权利？

让人欣慰的是，绝大多数媒体和网民，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所要阐发的观点，概括为中国企业在“熊猫烧香”事件的前后，表现出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对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巨大漠视，甚至有扰乱社会秩序之嫌。

 “熊猫烧香”病毒的出炉，部分原因是制作者多次求职碰壁后灰心丧气，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本人对IT技术知之不多，对于制作者的技术水准，难以作出准确的评定。但仅从该病毒造成我的电脑两次瘫痪重装系统，以及国内众多杀毒软件难以对其彻底清除可以看出，“熊猫烧香”的制作者还是有那么两把刷子的。就这样一个有两把刷子的人，沉沦于社会的底层，我们的企业，难逃其咎。

企业是构成社会的普通成员，是享受公平社会的权益人，同时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远远超过自然人占有的社会资源量。不要说纳税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在促进社会公平发展中还承担着其他诸多责任，譬如就业，进一步引申即为发现人才，促进社会流动。社会流动，一方面是指像我国“民工潮”这样的横向流动（在此，鄙视一下我国的户籍政策），另一方面是指能者上、庸者下的地位变化。用人唯贤是社会流动的动力，人尽其才是社会流动的结果。

“熊猫烧香”事件中，企业在病毒出现前对制作者的态度可以说明，企业并没有充分地承担自身的这一责任。但这是次要的，不是说是伯乐就一定要发现千里马，或许千里马本身还应该有更多的表现，才能让伯乐发现。在双向选择的社会环境中，李俊作为一个有技术的人才，没有用正常的手段表现出让企业倾心的才华，也应当承担责任。因此，这一阶段，企业和李俊的责任，对开一半。

企业的表现，在“熊猫烧香”事发以后，变得相当恶劣。如果说伯乐没有及时发现千里马情有可原，在千里马变成害群之马后再给他奖励那就是助纣为虐。任何一个人，做了错事就要遭受惩罚。社会不能允许一个人举起100公斤的石头，砸了别人的窗户，还有人在一旁欢呼；也不能允许一个小偷偷走别人的钱包，还有人称赞他的身手敏捷。

“熊猫烧香”病毒让我的两台电脑瘫痪，有谁能相信只有800台电脑受损。从他们获得的非法收入就可以测算出，有多少人在这一事件中蒙受损失。（这里鄙视一下检察院，只有傻子才会依靠受害者的举报才确定后果，我们国家的公检法全都属于傻子一类，指望他们尽职尽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还在这里说什么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根源就在整个国家职能部门！悲哀啊，生活在官僚社会中，我也有些灰心丧气了！朋友们一定要提醒我克制！）为一个被法院宣判有罪的人欢呼，开出百万年薪的“奖励”，企业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我们不能指责他们蔑视法律，但我们可以指责他们对于法律之外的社会法则——道德存有极大的蔑视。公民们，能指望这样的企业带给我们社会什么样的贡献，他们依靠制造噱头，吸引眼球，赚取知名度，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

杭州的这家企业很勇猛，暴露出的正是他丑恶的嘴脸。国内还有某地的企业，为富不仁，遍布全国建立商会，还要大张旗鼓召开某某商会全国年会，而正是他们，动辄组成“炒房团”、“炒棉团”，如群狼般四处出击，哄抬物价，破坏各地的经济，自己捞取利润，哪管民生艰辛。全国上下的社会管理部门，乐得揩油拾利，助纣为虐，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顶在头上，却如同一朵鲜花，插在了臭牛粪上。可怜！如此，社会何以“和谐”？